王女与「巨奸」:近代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与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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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与「巨奸」:近代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与奸

  在川岛芳子──她更愿意被人称为「金司令」──表面风光的背后,到底隐藏着甚幺样的阴影呢?

  根据李万春(一个极力撇清与川岛芳子有任何牵连关係之人)的描述,当时的北平京剧界祇有两个人敢不听金司令的话:一个是穷得要命的金少山,一个是个性剽悍后来逃之夭夭的梁雯娟。李万春虽然敢简单描述对金司令的想法,一旦自己碰到金司令时,例如因好大喜功而一年总要办好几次的各种「生日宴会」,虽明知这种宴会都是以祝寿为包装,内里藉机打秋风的场合,李万春却从来不敢推拒,且永远认命捐献。

  这多少反映了当时伶人的想法,我们怕她,我们说她,但也只能顺着她。

  此外,金司令也藉着打麻将和推牌九藉机搜刮钱财,各种牌局的结束时间永远随她说了算。牌局结束后,司令会随口给个数字叫管帐者第二天送到各家府上「收帐」。这样随口的点播,就算金司令是输钱或赢得不够随口喊的数字,管帐者也必须自认倒楣地如数奉上。

  这就是金司令。

  但,真的所有人都这样说吗?显然也不完全。在个性豪爽又见过世面的「梁剧团」老闆──京剧丑角梁花侬──口中,金司令又是另一个样子。梁花侬叙述的故事是这样的:当1942年她经营地下工作的家人碰到危险,经人指点后,她便向「金司令」求救。司令的一通电话,便可让便衣与宪兵立即撤出梁家。在此恩德下,儘管女儿梁雯娟最终不堪金司令的颐指气使而偷偷逃跑,她却仍愿为司令跑腿送信。

  当然,梁花侬或许说了一部份真话,但是,她没说的另一部份是,虽然为司令做牛做马部分是为了恩情,但更多的一部份却是,在为金司令送信的过程中,梁花侬便可先将司令的信件内容交给地下工作人员看过后,再送到宪兵队。透过这样的管道,梁花侬可轻易获取情报,怎幺可能会放弃呢。

  历史迷人之处,就是大家好像都说了真话,也好像都没说了真话。

  但即使如此,梁花侬仍表示:

  「真奇怪,我始终不知道她有什幺魔力,日本军官、宪兵队长好像都怕她。只要你会捧她,什幺事都敢干。」

  金司令──以她的名声我们绝对可以判断──不是个协助人不收报酬的慈善家。在救人的同时,她绝对要你付出等值或是更高的代价。以之前的例子为例,梁花侬对日本宪兵队伪称被抓走的家人新豔秋是金司令的乾女儿,并请金司令出面打电话疏通后,宪兵队是放了人,但重获自由的新豔秋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此后的唱酬如数进入了金司令的口袋,并必须扮演金司令的管家角色,侍奉着金司令的生活起居。

  这样的交换,你作是不作?在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京剧演员来说,面临此一困境,基本有苦难言。

  以上观之,「金司令」的行事就如同梅菲斯特一样令人畏惧与难以理解,在这些人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她性情阴晴不定,受人吹捧就能无所顾忌的行事乖张,而你却永远无法预料下一句从她口中说出的话会不会让一条人命就此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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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司令」,凭什幺?

  战后,被逮捕的川岛芳子受到北平军事调查统计局侦讯时曾经提过,她曾拿了六千元办了《梨园画刊》杂誌,前后一共出了十二期。她办杂誌并不为什幺关于艺术的远大目的,就仅为了捧金少山同时维持帮身边的闲人吃饭。做为一个游走政商两界的女子,她为什幺会有这样的想法与作法?或许,是因为她与北平《武德报》的日本少佐山家亨关係匪浅,透过这样的关係,她确实熟悉以报纸製造舆论。因此,乾脆办本读物,一方面捧红想捧的人,一方面获得某些话语权。

  是不是,很熟悉的招数呢?

  于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伶人们通常是不愿也不敢得罪她,免得断了自己的生路。其次,金司令的电话也是让人非常头痛。她一通电话打往宪兵队,轻则搅局,重则让你进宪兵队,实在也不可不慎。这些连哄带骗的手法,除了让她能亦正亦邪的脚踏黑白两道之外,当她以北平京剧界伶人的保护者自居时,同时也取得了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能力。伶人们儘管百般不愿,但遭到危险时,除了川岛芳子之外,也没有人有能力也愿意拯救他们。就算是马连良、张君秋这类大角也躲不过这个定律。

  从上可知,战争的混乱环境让人为了生存走向道德灰色地带,而「金司令」的虚幻头衔戴在染上毒瘾的川岛芳子头上,显然经过了一番巧妙的嫁接,成为了有用的讹诈工具。她没有具体的权势,却可操人之生杀大权。

  于是,川岛芳子可令人爱,也可令人恨。

  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派人接收北平。1945年10月11日,军统局的先遣人员马汉三(1906-1948)派人逮捕川岛芳子到案,并将她交由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统计室看管,囚禁在护国寺的原日本驻北平军部招待所。11月12日,军统局以国际间谍定调川岛芳子,期望她能自发吐实以了解更多日本军政内情,这同时也是英美情报单位的期望。但,显然的,这个期望只是一种幻想,而川岛芳子的国籍身分也逐渐成为军统局关注重点。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长戴笠(1897-1946)因座机撞山身亡,军统局二把手毛人凤(1896-1956)决定川岛芳子的案子要根据法令从重处断。这个做法跟之前的谣传相违背:无论戴笠生前是否如同外界传言般,曾暗示或承诺川岛芳子的案子可以以政治方式解决,在戴笠死后,一切都变得不可能。而川岛芳子也曾陈情与控诉她所持有的钻石、首饰、字画等物件不翼而飞。因此,军统人员接收盗宝的传闻甚嚣尘上,在在启人疑窦又难以解答。

  但命运的滚轮还是会运转下去,1946年11月4日,川岛芳子正式遭到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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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庭上,川岛芳子的表现其实是非常机巧的,《中央日报》到场採访的记者如此描述:

  「于有利于彼时,即口词清晰,无法答辩时,即装疯卖傻,时以『不知道』或反问庭长『你如何知道?』而她时而自称是中国人,时而自称拥有日本国籍,时而矢志效忠于满清,都让人们对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感到疑惑和好奇。」

  但是,这样的表现在今日我们或有喝采,但却很难让当时仇日到最高点的一般百姓对她有所同情。川岛芳子在各侦讯笔录与法庭审讯中一直为自己塑造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与历史。她不仅将自己的年龄报小,也意图撇清自己与九一八事变、热河战役、七七事变有任何关係,一切都是他人的误传。此外,她也刻意陈述了自己不够了解中国话。以上这些都是为了说服法官:在「中国血统、日本国籍」两种不同元素混杂而成的她身上,她的认同足可承载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效忠对象。她认同文化的中国,政治的日本,但这个政治的日本并不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她强调自己致力于中日亲善,欲将之导入正途。但是她在使用「广义的中国」谴责「军国主义的日本」时,个人的动机、想法、作法却未必能同时符合中国利益与中国抗日民族主义下所定义的爱国与卖国行为。因此,当法官质疑她「叛国」、逾越中国民族主义对中日友好所设立的底限时,川岛芳子是非常难以回答的。因为,最根本的是,她所效忠的对象其实是满洲国、中国、与日本的综合体,并无法单一切割而论。也因此,当法官问她组织游击队与安国军是为了帮助日本还是保护中国,她也仅能沈默以对。

  透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发现在法庭上,川岛芳子意图诉诸广义的亚洲区域联盟概念,藉以超越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但这样的论述,并无法迴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而其中所带有的多元国族认同说法很难为当时的中国人接受。于是,在侦讯的军统人员与法官眼中,川岛芳子是身上流着满人血液、一心要颠覆中华民国的女间谍与「巨奸」。也因此,她在判决书上的罪名是通谋敌国、违反「本国利益」,在在表示了法庭不愿接受她所诉说的概念。

  比起寄望在形而上的认同概念,川岛芳子的辩护律师显然想要走第二条比较实际的路线,他意图证明川岛芳子拥有日本国籍,不应以汉奸罪名审讯。但《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即规定,只要是凭藉敌伪势力作「有利敌伪或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为」者,即便无中国血统,一样可用汉奸罪名起诉,并得接受法律制裁。因此,外籍人士不受《惩治汉奸条例》规範之说便无法成立。

  其次,很不幸的是,川岛芳子正式入籍川岛家的户籍资料已经因为1923年关东大地震所引发的火灾焚燬,不死心的律师仅能询问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在1947年9月10日的回信中,川岛浪速详细说明了川岛芳子的出生年、何时有领养行为。但就是否取得日本国籍一事,川岛浪速表示已经「记忆不清」。无论这是老人家的健忘还是真实的戏弄,这封信都使得川岛芳子先前所编造有关年龄、身世的各种谎言遭到赤裸裸的揭穿,也粉碎了川岛芳子最后挣脱汉奸指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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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此,儘管并无明显的直接证据指出川岛芳子涉入任何法庭上的指控,最高法院判决书也依旧登录她为自己所虚构的年龄,法官却依然以「汉奸」为由判处她死刑。最高法院的不同标準也正是川岛芳子所不解之处。透过留下的绝命诗,她或许陈述出这样的心情:

  「有家不得归,有泪无处垂;有法不公正,有冤诉向谁。」

  她也留下了对川岛浪速与「赤羽妈妈」的感谢及告别语。1948年4月20日,小方八郎向川岛浪速表示:「司令的头虽然被枪弹射穿,但看得出她是笑着前往冥界的」。

  死亡并未将环绕在川岛芳子周边的迷雾吹散,而只是让未解的谜团延续着。不过,显琦说,当她知道姐姐被枪决之后,她怀着无法掉泪的複杂心情,却也觉得无形中是一种解脱。当她看到报纸刊登图片与他人送来照片,虽然面孔模糊不清,但从身形、手脚的样子,都看得出来是川岛芳子本人无疑。

  川岛芳子的家人中并不只一人当了「间谍」,众人各为其主,各谋其路。其中,便有一个弟弟爱新觉罗宪东(金宪东,后更名「艾克」,1914-2002)以满洲国军人之身当起了「红色间谍」。但其他家人因为与日本或满洲国的渊源,在战争结束后或选择在时局变动时逃往香港,或者寓居日本。留在中国大陆者,在其后的中共统治下也因为与川岛芳子的亲戚关係在政治变动中吃尽苦头。也因此在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川岛芳子的亲友并不愿也不能对她多有着墨,避之唯恐不及。当不得不提起她时,只能以批判口气与「民族大义」表述之。这样的情况或许对一个现象提出了解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川岛芳子的书写都大量落在了日本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的身上。同时,也侧面反映出了相关议题的複杂度与政治性。

  承上,关于川岛芳子的故事,也许最好的结尾就是引用罗久蓉教授的这番话:

  「她是一个懂得如何利用性别作为武器的人,一个努力追由自我实现却耽溺于国族主义权力游戏无法自拔的满清皇室贵冑。人们也许无法认同川岛芳子这个人,却不得不承认,在许多方面她其实代表皇朝结束后,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崩解以及个人无法面对自我的窘境。」

  在普及的概念结束后,罗久蓉教授的《她的审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奸之辨》,可以藉由深入剖析川岛芳子,让我们重新思考:在近代国族与性别意义下,到底何谓忠、何谓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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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川岛芳子死后,日本人对她的兴趣并未因此减退。1949年有关川岛芳子狱中记出版,再到1970年代渡边龙策《秘録川岛芳子 : その生涯の真相と谜》、1980年代上坂冬子《男装の丽人・川岛芳子伝》、2000年代寺尾纱穂《评伝 川岛芳子 男装のエトランゼ》,大多是属于纪实传记作家的成果。华人方面,李碧华《川岛芳子:满洲国妖豔》,曾经被改编成商业电影上映。至于英语世界,有关川岛芳子的着作,在2015年也由传记作家Phyllis Birnbaum写成《Manchu Princess, Japanese Spy: The Story of Kawashima Yoshiko, the Cross-Dressing Spy Who Commanded Her Own Army》一书。

  由此可见,川岛芳子的身后还是有一群粉丝,一直试图透过各种解构去理解这个亦正亦邪的複杂人物。

参考资料

1. 李万春,〈川岛芳子对艺人的迫害〉,《文史精华》,1994年5期,页13。

2. 刘心武,〈伶人传奇〉,转见罗久蓉,《她的审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奸之辨》,页253。

3. 李万春,〈金璧辉对戏剧界的敲诈勒索〉,《文史资料选编》,辑23(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页301。

4. 马龙,《我的祖父马连良》(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页98-101。

5. 李万春,〈川岛芳子对艺人的迫害〉,《文史精华》,页13-14。

6. 林杢兵卫,《川岛芳子狱中记:川岛芳子手记》(东京:一阳社,1949),页51、96-98。

7. 《中央日报》,1947年10月17日版3。

8. 罗久蓉,《她的审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奸之辨》,页219-237、264。

9. 林杢兵卫,《川岛芳子狱中记:川岛芳子手记》,页174。

10. 爱新觉罗.显琦作,陈显儒等译,《清朝女王的一生》,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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